各地大型公祭事件不断，地方争先抢办古人祭祀拉动经济

 
    王学泰：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陈明：《原道》主编。刘五一：新郑市副市长，新郑黄帝拜祖大典论坛策划。居易：北京现代城市形象研究所所长。

　　4月5日，山西洪洞举行大槐树祭祖大典，同一天，陕西黄陵县举办了公祭轩辕黄帝典礼。十几天之后，河南新郑举办了盛大的黄帝故里拜祖大典。

　　而在刚刚过去的五一节，一场女娲大典的公祭又在甘肃天水拉开帷幕。各种大型公祭此起彼伏，掀起了一拨祭祖热潮，而且规模越来越大，公祭文化与公祭经济俨然成为不少地方区域定位的热点。

新京报插图/赵斌

　　公祭依据考

　　祭神还是祭祖？

　　新京报：最近几年全国各地举办的大规模公祭活动，大多是祭伏羲、大禹、黄帝等等传说中的人物，这些人物是否存在都难以从学术上证明，这种祭祀究竟是祭神还是祭祖？

　　王学泰：我们能看到的记载都已经非常晚了，对于战国时的事疑古学派认为是传说，当然口头的东西很难证实，只是作为一种符号存在。我们没有宗教观念，所以大家把祖先崇拜当宗教看。

　　最实际的观念就是祖先归天，会保佑你。人死了要祭祀就是因为人在另外一个空间存在，能给自己带来祸福。神崇拜和祖先崇拜很难分清，神的观念本身就是飘荡不定的灵魂东西，不能认真，否则什么都搞不了。所谓祭祀就是借助物质和礼敬，以求得神灵的庇佑。所以，祭祀更偏重自己熟悉的本地人。不过只要老百姓愿意，又是本地传统，就算祭“外来的和尚”在祭祀逐渐游乐化的当代谁也无权非难。

　　陈明：学术上能不能得到证明不是可不可以祭的理由。

　　上帝、佛祖也不是学术可以证明的，不照样虔诚信仰行礼如仪？传说人物的形成是历史选择的结果，说明他得到某种程度的认可，符合某种价值理想。这是一个象征性的文化符号，信的人多了，也便成了祖或神。祖先与神灵，分属不同的祭祀系统。当今祭祀的主要应该是祖先意义上的吧？古代的部落、族群需要凝聚力，今天的社会也需要。涂尔干认为所有形式的宗教至少在发生学意义上都是出于这样一个社会目的，我比较赞成。文化认同、社会乃至世界整合是重要的政治议题，这些现象的出现与此有关。

　　刘五一：其实这就像一家一样，延续了五代同堂了，逢年过节对目前在世的老人都会有个磕头等形式；而我们对于过去久远的前人也会有表达敬意的活动，我们所做的也没有提到他们是神，这样认为就有点偏了。

　　居易：从城市策划的角度来讲，这些祭祀活动无非都属于城市纪念的概念。所谓城市纪念就是根据城市历史来对一个城市进行纪念，所以这不仅仅是城市形象的问题，还包括一个城市不能忘的历史，每个城市的城市纪念，只要有根据都是应该的。我们现在国家的城市纪念不是嫌多，而是嫌少。

　　新京报：从历史研究考证的角度看，把炎帝和黄帝确认为中华民族的祖宗是否站得住脚？

　　王学泰：原来三皇没有定义，后来到汉代，宣皇帝是按照五行学说来做，五行学说实际上成为皇朝更替合法性重要的说法，汉朝是土德，取代水德，尚黄，所以把黄帝作为其合法性的来源。

　　陈明：炎帝、黄帝是活动在中原地区汉族的血缘祖先这种说法基本可以成立。它的流行是比较晚的事，可能与汉族与其他民族间的矛盾冲突有关。现在中国是多元一体的民族结构，炎黄子孙和中华儿女的内涵和外延是不尽相同的，处理的时候应该注意把握一个合适的度。

　　公祭力量辩

　　民间自发？官方介入？

　　新京报：现在不少大规模公祭活动都有地方政府的主导，甚至时不时冒出国祭、国家级这种说法，政府介入这种活动是否妥当？

　　王学泰：如果不借机骗钱，可以在合法的情况下办这些事情。在过去王朝有祭祀官，是因为政权的来源就是上天，所以官有土地权，当地官员很重要的职责是祭祀当地的山川，皇帝就要祭祀国家的山川。五岳三度，这是国家的事情。但现在官员身份变了，他是受人民之托，替大家掌握公共权力的。宪法规定我们政府的指导思想是以无神论为基础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在这种思想指导下的政府怎么能把祭祀作为自己的职责呢？

　　陈明：政府有关部门出面是正常的，因为社会不可能举办这样的活动。当然，以行政等级规定表述这类活动则有些荒唐。我觉得政府介入最好的方式是通过法律，开放祠堂、孔庙及其类似机构的社团法人注册，自由活动，规范管理。

　　居易：我觉得在公祭这方面，概念和意识都有了，但方法不到位。比如说不能为活动而活动，有些地方活动搞了半天，最后发现不知道到底是谁要搞。活动变成两层皮，市委、市政府轰轰烈烈地要搞，但与老百姓无关，甚至还要老百姓赞助搞，或者有的城市见别的城市搞，自己也要弄，霸王硬上弓。

　　新京报：公祭活动是不是应该控制在民间自发行为、民俗的范畴内？

　　王学泰：这就应该是民间的事情，在合法的情况下利用基金会来做这种活动。

　　我觉得小范围之内的祭祀是合适的，老百姓想祭祀谁这是他们的问题，在没违反法律的前提下不要干预他们。

　　比如说一家子，兄弟几个定期地祭祀家庭祖先，这对家庭凝聚力是有好处的。但放到大的范围来看，其实皇帝祭祀只是为了证明自己就是皇帝，用天命来确定自己的位置。政府不应该干预，更不应该替代这些事情。

　　陈明：是的，但前提是民间具有系统的组织机构和组织能力。在民间社会成熟以前，政府的参与应该肯定。

　　居易：真正的城市纪念活动应该是市民的活动，让市民参与进来，要朝有利于城市认同、强化市民归属感的方向做。

　　公祭形式疑

　　恢复礼仪文化？娱乐化？

　　新京报：公祭有不少场面搞得很大，甚至邀请娱乐明星，似乎娱乐成分比较多？而且邀请专家开学术论坛，好像也和学术没什么关系？

　　王学泰：请明星来得好几十万，这钱哪里来的？这几年国家弄了点钱，发展也不慢，城里老百姓生活还不错，可农村的很多事情都是瞎折腾。搞那些学术研讨会也是，其实和学术没有关系，好多人实际上是挣点钱花，很少有人在弄正经事。但古代的祭祀是很严肃的，因为他们都信神，生怕办不好神会惩罚自己，所以都是非常认真地在做。我们现在自己不信神，还搞这些活动，满脑子都是功利金钱的观念，在我看来就是可笑而可恶。

　　刘五一：我们请专家过来是因为之前曾经有个关于黄帝和新郑关系的研讨会，现在希望在此基础上对文化进行更深入的弘扬。有专家早在前年的研讨会上就认可了黄帝出身的学术问题，这次请他们只是借拜祖的机会前来，提供国际赞助的基础。其实对于进一步的学术论证，大家无论在考古上还是专家方面都已经有很充分的论证。这里的问题不像过去各地的争执，它在学术上已经有定论了，所以和学术研究也没有关系。我们这次就是让他们作为最权威的专家过来弘扬一下文化，本身这方面大家已经认可了。

　　陈明：这是技术问题，不难解决。祭祀应该严肃，但娱乐化是世俗化的表现之一，全世界都一样。

　　新京报：也有一些公祭活动强调穿汉服、或者呈现一些古代祭祀礼仪等等，是否有必要？

　　王学泰：中国有这么多人口，还没有属于自己的汉服。因为清朝开始后就改变了，不过当时也提出了要十改十不改，比如男改女不改、成年人改老少不改等等。所以现在比较小的小孩还会穿一些汉服。在清朝末年的时候，江南一些文人想象革命之后推翻满洲就可以再穿汉服了，可真等到实现后却发现汉服穿着不方便了，章太炎和秋瑾穿过，但大部分都没有真正实践起来。我曾经在电视里看到转播祭祀活动，主祭人捧读那些不文不白、酸溜溜的“祭文”，钟鸣鼓乐，看似很庄严，其实很搞笑。这也许是主持者始料不及的，我不知道主持者在电视上看到自己的表演会不会汗颜？

　　陈明：这也只是技术问题。总的来说，我希望有公祭活动，但又觉得肯定很难搞好。

　　居易：我认为要用公祭活动来做好城市文化，一个关键因素就在于必须革新这些活动的仪式和议程。对于节日和纪念活动来说，仪式和议程是生死攸关的东西，洋节盛行就和其仪式保留有关，我们现在搞祭祖活动，全是领导讲话、嘉宾发言，然后是一篇不伦不类的东西，根本没法保留下来。你在第一次搞这个活动，决定是否要穿汉服的时候就应该定下来了，以后是否都要这样穿。哪怕是很小的仪式，也一定要坚持下来，这才能保持纪念活动的纪念性。

4月19日，“丁亥年黄帝故里拜祖大典”在河南省新郑市举行。连战、余秋雨等各界名人云集。

4月5日，公祭轩辕黄帝典礼在陕西黄陵县举行，约1万余人参加了这次公祭。